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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阿诗玛

永远的阿诗玛

发布日期:2014-08-27 作者:◆文/魏雷 浏览次数:

 

永远的阿诗玛
◆文/魏雷
 
    导读: 那晚回家后,满面愁云的父亲拿出那支伤痕累累的阿诗玛香烟,像品尝山珍海味似的有滋有味地抽起来——那是父亲为我点燃的一支人生尊严和希望的火炬!
 快60岁的父亲,已经到了安享天年的年纪了!可是父亲依然在为儿子的将来奔波着.父亲求人的遭遇,被儿子全看在眼里,对父亲来说,那是一种屈辱,对儿子来说,那
同样是一种屈辱。没有谁愿意看着自己的亲人受到侮辱而无动于衷,文中的儿子也一样,在他看来,年迈的父亲所遭受的屈辱全是因为自己的不争气。与其在等待中接受别
人的冷眼,倒不如勇敢地冲出去,杀出一条血路来。儿子最终成功了,当屈辱转化成一种前进的动力时.这种力量会是一种无往不胜的武器。珍惜磨难吧,就算是屈辱的过
去,也会是让人奋进的催化剂!(邵孤城)
 
1997年,我的心情如那个夏天一样难耐——等待着毕业分配的消息,档案早就到了县里的人事部门,但就是不给安排工作。我每天只能失落无聊地苦等。
    整日在田里劳作的父亲也是紧锁眉头,长吁短叹,背驼得更厉害了。
    父亲请来村长做我的“思想工作”。品着父亲特意泡制的香茶,村长说:“啥事不讲请客送礼可不成,太高了咱买不起,太低了人家看不上眼。现在下岗的又多,咱这个县
的经济又不怎么样,你这事恐怕不太好办哩。”一席话说得父亲一脸的伤感。为了安慰父亲,村长又说:“现在的事,啥都没个准,要不你亲自到县里去一趟,到‘县衙门’里探
个信,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
    父亲用那杆大烟枪吸着劣质烟叶,一团团呛人的烟雾在小屋上空萦绕……I临走时村长嘱咐父亲:“一定要买盒烟,那可是办事的敲门砖;你最好买包洋烟,别疏忽了……”
    天不亮,父亲就上路了。我知道父亲不会骑自行车,再远的路都是步行,就连忙起身,敲开邻居家的门,借了一辆自行车一路追了上去。远远的我看见父亲蹒跚而行的身
影,不时抽一口劣质烟,发出响亮的咳嗽声。
    我悄悄到了父亲身边,父亲艰难地挺直了身子,在他抬头的一刹那,我突然意识  到,快60岁的父亲,已经到了安享天年的年纪了!
    父亲上了车,一路无语。我一口气骑到县委大院,还不到上班时间。父亲没有忘记  村长的话。径直走到县委大院门口的商店,“请问同志,你们这里有啥烟卖?”售货员报
  账一样回答:“阿诗玛,万宝路,红塔山……”父亲又问:“最好的是哪种?”漂亮的售货员  耷拉下眼皮懒得再回答,也许她认为像父亲这样的乡下人不是她服务的对象。
    父亲迟疑一下,以为“阿诗玛”是个洋牌子,就忙取出一堆零钱,在售货员不屑的神色下买了一盒阿诗玛。他仔细地端详这盒精致的阿诗玛,宝贝似的反复玩赏,又自言自
语道:“顶我半年的烟钱哪!”
    终于到上班时间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从小轿车里钻出来,满面笑容,不停寒暄着。等父亲知道哪个是主管分配的干部时,这位干部已被一些因为分配没落实来“打
探”消息的人众星捧月地包围了。
    我扶着自行车远远地看着,只见父亲谨慎地撕开香烟外面精美的包装纸,打开阿诗玛烟盒,小心地抽出一支,然后像乡村里招待贵客一样,热情地叫着“领导同志、领导
同志”……
    父亲随着人群前挤后拥,高高地举着一支阿诗玛香烟,脸上堆满了笑容。但是,那位干部显然厌倦了拥挤,要杀出重围,人群一下子乱了……父亲太瘦弱了,那支被他高
举的阿诗玛香烟一下子掉了,被人踩来踩去。
  我看见父亲急剧地咳嗽着弓下身去,拨开拥挤的人群去捡那支阿诗玛香烟,他的手在人群的脚下试探着穿行,不时地被踩一下……
    那一幕,直到现在还定格在我心灵的深处,像一枚透明的刀片飞快划过我的心房,那刀片上除了滴着我伤心的血外,还闪耀着父爱的光芒。
    父亲捡起那支面目全非的阿诗玛香烟,仔细地弹弹上面的灰尘,小心地放进烟盒里,刹那间,我的眼睛湿了……
    那晚回家后,满面愁云的父亲拿出那支伤痕累累的阿诗玛香烟,像品尝山珍海味  似的有滋有味地抽起来——那是父亲为我点燃的一支人生尊严和希望的火炬!
    我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让父亲抽劣质烟叶。
    那年,我虽没马上找到工作,然而父亲却让我学会了怎样直面生活——丢下学生 般的清高,我开始为自己的工作奔波起来,最终凭借自己的实力在深圳找到一份收入
  不菲且发展前途不错的工作,渐渐地日子越过越好。
    许多年过去了,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经历过无数风雨,有一些金子般的点点光芒,散落在我的心里,它们温暖地照耀着我;而那支阿诗玛香烟,始终是那些金子里最耀眼
的一颗,至今仍令我感怀不已。
    现在,每次回家,我都忘不了给父亲带些他认为是进口洋烟的阿诗玛香烟,更忘不了那个夏日的夜晚,父亲抽的是一支被踩得面目全非的阿诗玛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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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中国,这么一个女演员,她的存在让绝大部分女演员失去光彩;当时男青年给姑娘的美丽打分中,她被作为100分的评判标准。据报道,到今天她创造的金花、阿诗玛两个艺术形象给云南人民的带来经济效益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她就是杨丽坤。
杨丽坤,1941年4月24日出生在云南省普洱县磨黑镇,彝族,排行第九,被周围的人唤做“小九儿”。四岁时,母亲去世。1952年杨丽坤来到昆明投奔二姐。二姐夫郑钝,时任云南省委组织部长。1954年,13岁的杨丽坤被伯乐发现,入选省歌舞团,很快脱颖而出,14岁担任大型舞蹈的领舞,独舞《春江花月夜》名扬昆明,成了歌舞团的台柱子。
1958年,二姐夫、二姐被打成右派,杨丽坤也受到牵连,遇到人生第一次沉浮,她从歌舞团的领舞变成了拖地、打水、擦窗子的打杂,不过这次小打击比起她今后的遭遇太过微不足道了。
杨丽坤走上银幕,竟来自非常偶然的一回头。1959年,为建国十周年献礼影片《五朵金花》的筹备,长影导演王家乙来到云南省歌舞团来挑选演员。当时,团里推荐的正式演员都不合王导演的意;而正在擦玻璃的杨丽坤在女伴的呼唤下偶一回头,被王家乙收入眼帘。试过几个镜头后,杨丽坤便成为《五朵金花》中最美丽、戏分最重的那朵金花。她那荣哀备至、颠沛凄苦的一生,从这一回头开始。
杨丽坤不仅天生丽质、富于表演才能,还十分刻苦努力,她与大理白族群众生活劳动在一起,反复揣摩剧本,塑造出了副社长金花的这个无可替代的经典角色。杨丽坤的表演,把不饰雕琢的美丽、稍带羞涩的大方、质朴中透露出的对生活对爱情的热望,这三点融合在一起。金花从此自然而然成为白族儿女、云南人民的代表形象,也表现出杨丽坤纯真本性和这个角色的契合。
1960年,在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五朵金花》获巨大成功:杨丽坤获最佳女主角银鹰奖,王家乙获最佳导演银鹰奖。那年她才19岁。自1959年起《五朵金花》先后输往46个国家公映,创下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纪录。
1964年,杨丽坤迎来了她第二个不朽、也是最后一个银幕形象——阿诗玛;同时她也遇到人生第二次,同样也是最后一次的人生沉浮。这次打击使她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再也没有能够返回舞台。
《阿诗玛》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歌舞片,由上影厂摄制,可那时政治风浪已经开始翻涌。杨丽坤被指责有“资产阶级小姐作风”为“资产阶级恋爱观”做宣传,她不得不一面在镜头后接受现实生活中工作组的所谓帮助,一面在镜头前演出传说中的阿诗玛的悲欢离合。影片拍摄完最后一个镜头,杨丽坤就被打成“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黑苗子”,很快她被整的精神失常。更可悲的是杨丽坤在心智健全的情况下,竟然无缘观看她自己主演的《阿诗玛》。《阿诗玛》与她一起被打倒,直到1978年才允许公映,而杨丽坤自1964年被整成精神病后,再也没能痊愈过,直到去世。
随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她的美丽、她所受观众的喜爱,早就为人所嫉,如今冠冕堂皇的整人理由一到,怎能幸免?杨丽坤被打成“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黑线代表人物”、“现行反革命”,精神已不正常的她,还被冠以“政治疯子”的恶名,周围的人突然变得面目狰狞,她如野草一般被人践踏,被毒打、针刺、剃阴阳头、强迫跪于瓦砾之上。杨丽坤性情刚烈,甚至对造反派奋起反抗,这使她遭受了更残酷的折磨。在《阿诗玛》电影中,杨丽坤被热布巴拉关在地牢(布景)里。在真实生活中,她被关在舞台下真实的小黑屋里,离她热爱的舞台,只是一板之隔,却终生未能逾越。小黑屋没有一丝光明,里只有两张板凳供睡觉用。每当夜深人静,人们经常听到杨丽坤凄厉的喊声。
杨丽坤的病情加重了,除神经官能症、迫害狂(始终怀疑身边的人在害她)外,还有严重的幻听,即经常听到脑海深处有人对她说话。直到1978年云南方面派人对她宣读平反文件和党的最新文艺政策时,她还是一直摇头,不相信这些话是真的,她脑中同时出现另一个人讲话的声音:“你不要相信,他们讲的话全是骗你的!”
1970年底,杨丽坤的遭遇终于为周总理所知。总理办公室直接给云南省革委会、军管会打了电话,杨丽坤才被放出来,送医院治疗。1972年,为求得良好的治疗环境,杨丽坤到湖南郴州精神病院治病,现实中的阿黑哥离阿诗玛的生活近了。
唐凤楼,这个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高材生,1970年被分配在距广东韶关附近的凡口铝锌矿场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杨丽坤家的世交,在这位朋友的安排下,唐凤楼前往离广东不远的郴州和杨丽坤见了面。据唐凤楼回忆:“当时,她脸色灰黄、目光呆滞,因为长期使用药物,人也比以前胖,几无形体可言,根本无法让人将她与美丽这个词联系到一块。”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唐凤楼竟然利用保管单位公章的时机,私开介绍信,和杨丽坤领取了结婚证。两人结为夫妇,时在1973年5月。
在那时,娶一个身体,尤其在政治上不合格的人为妻,何况还担负着违反纪律偷盖公章的危险,唐凤楼需要何等的决心和勇气!他投入了自己的后半辈子。谁又会知道今后的生活能一点点的好起来?天怜可见,这就是缘分吧。唐凤楼并没有电影中阿黑那开山裂石、镇妖伏魔的神箭,他用他的勇气、他的温厚、他的感情作为杨丽坤后半生病体的支点。唐凤楼几乎成了个药物专家。他还向上海最有名的专家请教。结果却是杨丽坤由于被迫害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治好的可能性很小。但他还试着用“幻听”这种手段去与妻子“对话”。观察她、了解她、慰藉她。一个正常人和一个半疯癫的人,开始了后半辈子的生活。
1974年5月,杨丽坤产下一对双胞胎。她却不能像其他母亲般哺育自己的儿子。儿子生活在上海,却没有上海户口。那个年代,没有户口就没有生活来源。这意味着什么?过来人都知道,他们也挺过来了。
苦难终于有了转机。1978年,《人民日报》刊登陈荒煤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杨丽坤再次受到关注,随后她获得平反昭雪,生活上也受到照顾,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与分别多年的丈夫、儿子团聚。自此,22年,她再也没有回过云南 —— 这个给她带来最美好回忆和最痛苦经历的故乡。
1982年,杨丽坤病情略有好转,倔强的她开始练功,企盼重返舞台。旋即,病魔再度发作,希望彻底灭绝。同年,《阿诗玛》在西班牙北部城市桑坦德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节上获得最佳舞蹈片奖。
1997年,杨丽坤脑溢血突然发作,险些去世。
2000年7月21日晚,杨丽坤终于离开人间。她的墓碑,上海一座、昆明一座。她的骨灰,上海一半,昆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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